播文章《》云在海空飘，鱼在水中藏，渔网在晨曦中晒，海风迎面吹。涨潮了，波涛汹涌，渔船在西边和东边飘动。”
1935年2月，随着同名电影的上映，这首《于》风靡大街小巷，就连守卫南京监狱的部队每天晨练也要唱上几句。此时，身在狱中的田汉听着同样的歌词，却没有一些感触，因为作词人正是他所迷恋的“红”姑娘。
他忘不了那个眉眼间藏着几分英气的落落大方的女团员，那个在小说《莫斯科》中表现出丰富阅历和不俗才华的女作家，那个在思想上给他以猛烈冲击的女特工。他们曾经相爱如星辰碰撞般激烈，如今却只能像两艘各自独立的渔船，东飘西荡。
谈到过去，不用说，他感到悲伤和遗憾。看着四方的铁壁，他心灰意冷，却不知道命运并没有让他们的故事走到尽头。
故事中的女主角是一个E，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她。
途安鹅
乖乖女的《天堂里的两个烦恼》
1905年，阿娥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富裕而开明的书香门第。那时候她的名字还不叫E，叫张诗媛。他的父亲张良弼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被派往日本留学。张良弼有幸开了眼界，主张实业救国，非常重视教育。曾促成保定女子师范学校和民办民生学校的开办，被誉为河北近代职业教育之父。生在这样的高知家庭，安E的人生注定不平凡。
小时候，安E总喜欢趴在爸爸腿上，听爸爸讲西游记，或者唱《大白菜》之类的民谣。偶尔有兴趣的时候，父亲会教她几句京剧。年轻的安E听不太懂，但会哼几句。在这些美好的午后，父亲慢慢把她带进了艺术的世界，a E对音乐和文学产生了兴趣。
张亮碧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才华横溢、见多识广的大家闺秀，却没能培养出一个“孙悟空”。
15岁那年，安E上了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那是一所对一直追求自由独立的安E来说的监狱。刚入学，安E就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安E因不满不合理的校规和随便辱骂学生的女督学，带领全班罢课，直到女督学要求校长辞职才罢休。
图|安E(右)和陈燕燕
当时的女督学不仅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母亲的结拜姐妹，经常与安E家交往。而安E却毫不顾及任何人情，他追求女性独立和人权的强烈意识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斗精神，也体现在安E后来走的路上。
奋斗成功的安E，在这所学校待不下去了，只好转学。1921年，安鄂转入北京第一女子中学。1923年，安鄂考入北京国立美术学院西洋画系。学习结束后，安鄂仍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多次参加抗日和反对军阀的示威游行。她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加深，并逐渐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不仅如此，安E又一次带领同学成功赶走了某艺术学校专制的校长。
1925年，安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
安·E的母亲很保守，但意志坚强。知道女儿安娥的所作所为，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守在学校传达室门口，强行把安娥从学生闹事中带了回来。那时，学生运动正处于最糟糕的时期。当安E在报纸上得知25名战友被迫害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要逃跑。当她的母亲出去探望病人时，安娥收拾好行李，连夜逃离了家。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取自由！名利，亲情骨肉，什么都不是免费的！”一个E决心追求自由和革命，即使这个决定会让她付出一切。但张亮碧无法容忍女儿如此“离经叛道”。一怒之下，他登报称已与女儿张诗媛分居。
至此，安E与过去画上了一个句号，正式奔向革命之路。之后她就不再是张诗媛了，而是一个e。
神秘的“红色”女特工
1926年，还未毕业的鄂被李大钊派往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往中山大学深造。在这里，安E第一次接触到情报工作，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1929年，从学校回来的鄂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上海特别支部工作，给杨登瀛当助手。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杨登瀛收集的信息进行精选，并通过陈赓提交给周恩来。这个信息极其重要，关系到很多地下党干部的生命安全。他们参与的营救行动还救出了任、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
一个E似乎是天生的特工，或者应该说是天生的演员。当穿着精致的衣服时，她是一个大方优雅的秘书；而当她用粗布盖身时，她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女工；谁能想到，下一秒钟，她就能兴高采烈地化身为方遒的大学生。虽然特工的工作充满危险，但她却能轻松应对。
当时田汉已经成立了南果社，在上海文艺界非常有名，是各方都想争取的人物。安娥奉命联络田汉。这个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和她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图|田汉
初次见面，一个E让田汉眼前一亮。他以为会遇到一个积极加入社团的普通女同学，没想到是一个美丽大方，英气逼人的女孩。更难得的是，她的谈吐表现出深刻的艺术内涵。田汉忍不住又看了那姑娘一眼，两人文学艺术谈得很好，一见如故。
田汉又一次收到了来自安e的惊喜，当他看到她的小说《莫斯科》时，这个“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惊呆了。她的丰富经验和良好的才华让他感到惊讶，他非常兴奋和感动。在南巡时，田汉推荐，说“这种作品很独特”。
在田汉过去的岁月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女人，漂亮、热情、得体、有才华、善良，能在思想上给他猛烈的冲击。她就像突然闯入他心里的火花，肆意而持续地燃烧着。
受安鄂影响，崇尚唯美浪漫风格的文艺家田汉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问题，并申请入党。正是这次“火星撞地球”的邂逅，催生了时代之子田汉，以及后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让两颗年轻而炽热的心迅速靠近。他们在文学、音乐、艺术等方面的共同兴趣成为了他们感情的燃料。这爱情之火，像东风，势不可挡。
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两人就这样简单的生活在一起，过着蜜汁加油的小生活。
“我不想要一个家或一个丈夫。嫁给他！”
甜蜜的爱情没有持续多久。与田汉相恋五年的林伟忠从南阳归来时，一只鄂被雷击中。当那个在田汉创立之初赞助他事业，并被田木认做他媳妇的女人出现时，安娥就有一种爱情要结束的预感。
她能看到田汉的痛苦和挣扎。她知道他们的爱情不是假的，但是对于视信仰为生命的田汉来说，背弃林伟忠就像是在剥骨头。从此以后，他会为此后悔一辈子，自责一辈子，更何况是对他好的人。安E和田汉一样惨，但她绝不会允许自己长期陷入其中，也没有自尊，即使肚子里已经孕育了一点生命。
“我不想要一个家或一个丈夫。嫁给他！”安E如此坚定的向林伟忠保证，他会带着不妥协的自尊和骄傲在这场三人赛中体面出局。
但即使他们不是恋人，他们仍然是同性恋。安E甚至被邀请为田汉和他的新婚妻子找婚房。她拖着越来越沉重的身体在巷子里来回穿梭，只为找一间经济舒适的房子作为他们的婚房。坚强的她强迫自己装作无动于衷，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地下党员的所作所为，但刚刚压下的心里的酸味转了个弯又出来了。感情的深渊，即使像她一样坚强，一旦陷进去也是长期的痛苦和挣扎，一时半会儿也别想爬上来。
1931年，安娥悄悄生下一名男婴，取名田大为。她把儿子送回保定，求母亲照顾，然后回上海工作，并告诉田汉:“孩子死了，你放心。”
后来，安E在接受《新民日报》采访时，公开回应此事:“奋斗也许能得到一个人的身体，但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
安E的爱情观值得现在很多女性学习:爱了就毫无保留，但当这份爱情不再纯洁无瑕时，不如放手，留给这份爱情最完整最美的模样。
当爱情不再占据她的主要视线时，她只能专注于革命事业。
人民音乐家和战地记者
1933年，因中共上海办事处被破坏，安鄂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一直在寻找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
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加入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并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音乐之友小组、大道戏剧俱乐部等进步组织。她把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卖报》、《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不怕流血》、《钓宋光明》等一系列进步救国歌曲。这些歌曲给了当时广大军民极大的鼓舞和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是余·，他随着同名电影的上映而家喻户晓。作为一名人民音乐家，她怀着对贫困渔民的无限同情，用清新凝练的笔触描绘了旧社会渔村的凄凉破败景象和渔民血泪人生，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1935年2月，同名电影《余》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抗战爆发后，安鄂满怀热情，积极参与沈钧儒、邓、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战时育儿会筹备工作，在炮火硝烟中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庇护，成为成千上万孤儿的慈母。
1939年冬，安鄂作为《广西日报》战地记者应邀到战区采访。1940年1月，她在采访中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一拍即合，深入鄂豫边区采访。两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克服了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和险峻的山路，足迹遍布前方山地、平原和湖区，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及时真实地向全世界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为中国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援助；安鄂的《五月花秀目》，有效地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的诬蔑，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佳作”。
然而，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中的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经历了种种磨难，安E不仅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也迎来了酸甜苦辣的爱情。
图|安娥与田汉(1940年代)
“要忘记对方，怎么忘记？”
虽然分开了很久，但田汉一直没有忘记那个美丽大方的“红姑娘”。
当《余》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当时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田汉，每天早上听着狱警唱的《余》的歌，总会想起那些美好的旧时光，那些思想交流、灵魂碰撞的时刻，如今却是“渔舟异地飘”，不禁感到心酸。他写了《狱中淮安娥》:“你的爱要化为恨，我也是相当刚柔相济的。想忘记对方，怎么忘记？一首新歌唱渔光。”
在上海开往武汉的轮船上，安娥和田汉意外重逢。很多年没见了，他们看起来很激动，也很平静。曾经苦苦思念他们的人就在眼前，他们却早已形同陌路，只能压抑着内心的悸动，微笑着。当安E告诉他们儿子还活着，已经长得很高的时候，田汉欣喜若狂，刚刚被压抑的爱情想要重燃。
到达武汉后，田汉出任艺术宣传部部长，负责策划全国抗日文艺宣传。安鄂积极参加了战时托儿协会的工作，两人因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又开始了接触和走动。但这一次，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国家的未来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1946年3月，田汉与林伟忠通过协议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1948年，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安娥和田汉终于正式、真实、合法地走到了一起。
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么多艰难的岁月，经历了这个国家这么多的变化。此时此刻，我们除了得到夙愿的喜悦，更多的是大浪淘沙后的宁静安详的幸福。在一起不仅是内心的选择，更是命运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按照故事的发展趋势，平静祥和一段时间后，生活会迎来波折，否则似乎那些日子并不珍贵。
1956年，应上海越剧院的邀请，阿娥赴上海改编越剧。在回北京的路上，他突然脑血栓、中风、失语，从此瘫痪。田汉对生病的妻子给予了最无微不至、最温柔的照顾:忙完了找最好的医生治疗，亲自照顾妻子的起居，从不出轨；为了让妻子接收社会信息，田汉每天为她读报纸、看文件，讲国际形势；即使出去工作，我也尽量带着她一起看演出和展览。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少夫妻总是在一起，那些年欠下的爱和温柔现在都填满了。
十年动乱期间，田汉被迫害致死。8年后的1976年8月18日，与重病抗争了20年的安娥也与丈夫同归于尽。
“如果要忘记对方，怎么才能忘记呢？”从此，他们不再是东飘西荡的两条渔船，也不用再经历烽火岁月的悲欢离合。当任潮来的时候，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他们最终能够在那个世界呆在一起。"